明清之际之于我，不是现成的大概念的个例，相对于已知“一般”的“个别”，而是一段有自身生命的历史生活。这种具体性自然来自对具体的士的解读，即我所谓的“读书人”。我的兴趣始终更在这段历史生活中的人的命运，人对其命运的思考。

——赵园

【书籍信息】

书名：想象与叙述

作者：赵园

定价：58元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3-19408-7

内容介绍

作者从明清之际人物文集入手，关注那些贴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以及他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透过这些描述，士大夫的“精神气质”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回到那一惊天动地的具体情境，关注那些曾经鲜活的个人的言说，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文化感染性与学术生命力。

作者介绍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等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红之语》等。

【自序】

几年前，出版演讲录一度像是成了风气。为这风气所鼓动，我也试着将在高校及其他处的演讲整理出来，却终于放弃了——那是一些书面化的“演讲稿”，不但拟之于前，且反复修改增补于后。也曾发表过几篇“录音整理稿”，无不经了事后的润色，只能称之为“仿演讲体”。既然不能忍受口语的啰嗦、为演讲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废话闲话东拉西扯、随机的“生发”，也就不能不牺牲了文字间的“现场性”。于是重新设计，就有了这样的一本小书。

本书的前一组文章，仍然以明清之际为时段，分别由几个较为具体的方面，讨论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叙述：《瞬间》处理的是关于事件的叙述，《忠义�遗民》讨论关于人物的叙述，《废园》则梳理某种象征隐喻在这一时段历史叙述中的运用。后一组文章是上述讨论的继续与延伸，而以明清直至当代有关元、明、清的叙事史学为分析材料。两组文章所取材料不尽相同，讨论的问题却有贯通且前后呼应。无论“想象”还是“叙述”，都非文学的专利。“叙述”之为课题，固然不只与文学、史学有关，“想象”作为能力，也非为文学者专擅；在本书的讨论中，更涉及精神史、心态史的层面，有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交集。

前此我关于明清之际的论述主要凭借文集，明清间的野史，近人的叙事史学的著作，写作本书时才集中地阅读。也因了这一番读史，更体会到了叙述之难，真切地感到了一代代知识人、学人寻求“历史真相”的艰苦努力。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也仍尽我所能地读了几种国外汉学著作的译本。我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些不同背景的学者想象古代中国、想象明代、想象明清之际的方式，尤其这种想象中陌生的方面。如若没有丰富的差异，这项研究会令我感到索然无味的吧。

明初的社会、政治面貌，要由元末以至有元一代来解释。除了某些具体的制度设施，那个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朝代将什么留在了后续的历史中，并不那么清楚。对于元代，我却只能小心翼翼地“触碰”。事实上关于元明之际，前此已略有触及——明人与元遗民、元儒有关的言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下编第五章《遗民史述说》及该章附录《论许衡、刘因》)。说宋、说元，通常被明人作为言说自己的时代与自身命运的方式，有关的言论提供了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的线索。这些材料，无论治元史、还是治明代思想史者都不免会忽略。而“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是我所能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本书中的有关分析也仍然在这一方向上：明人以至近人关于元代的记忆与想象。于此我关心的更是普遍的知识状况——我们往往无知而有坚固的成见，不惟对于元代如此。涉及宋、元，我的兴趣依然在朝代的衔接处。我尝试着由“明清之际”伸展开去，尽管更像是一种意向、姿势。我相信诸多“之际”均有研究、开发的价值，只是自己力有未逮罢了。

这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由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抽身，考虑一些诸如“方法”之类的问题，也借此反身回顾，将曾经的“研究”作为考察、批评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赖以进行的条件及其间的问题，是我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避免直接面对的。《寻找入口》一篇，回顾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史研究中寻找所谓“切入点”的过程，较之报告一项已经达到的结论，对于年轻的学人或更为有益。我一向缺少方法论方面的自觉；进行一项研究，也不大有“策略”方面的设计。正是“演讲”这种场合迫使我反刍。其实我更愿意告诉年轻学人的是，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径”，你所应当做的，是面对难题，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附录中关于治学的两篇，更贴近学术工作中的个人经验——并非认为已有资格谈“经验”，只不过从事既久，总有愚者千虑之一得，或可与人分享的意思，也可证我与本来的专业(即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失却联系：“杂谈”的某种针对性，多少也因演讲所面对的，主要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年轻人。

友人出了一本书，《害怕写作》，他的学生说，老师害怕写作，还写了好几本，不害怕又该如何。我其实是理解这害怕的。此外，还有一点害怕演讲，不能像我的不止一个友人那样，总能在讲台上挥洒自如。我常常会感到不知从何说起。这既与我的书斋生活方式，也与我的工作方式有关。在阅读与研究中吸引、触动了我的，通常较为具体琐细。我可以找到适宜的文体容纳它们，而那些意思也像是只宜于书写。由此也更相信自己的所谓“研究”，极其依赖于文字组织。一些混沌的想头、混茫的思绪，一旦明白说出，有可能意味全失的吧。“烦碎杂沓”而“寡要”，缺乏统摄性的“问题”，也缺乏支持“统摄”的理论体系，我将此视为能力上的缺失，对研究生说，他们可以用一种简便的方式自测，即为自己的论文写“提要”，倘无“要”可提，那么论文能否成立就大可怀疑，却又对此不无游移——“提要”是否真的是有效的自测方式?所谓“论文”也者，是否真的有划一的标准？

既然有“演讲录”的设想在前，即使不曾都用于演讲，最初的设想仍然影响了写作的方式与态度，即如近于“倾谈”的那一种态度。被“论文”、“专著”捆绑的时间太长，原本希望多少打破学术文体的拘束，稍稍舒张一下肢体，却又因不能容忍散漫与随意，将“逸出”的部分一删再删，终于写成了现在的样子。“自由”不可能仅由文体承诺，那更像是一种所谓“心灵”的能力。据说东欧开放之初，有作家发现自己竟不会写作了，对那突如其来的“自由”无福消受。我的问题是另外的一种，即因了学术的“规训”，也因了积习，早已不能“信笔所之”。但既有讲稿的基础，与论文就有了不同，写作中也较有对象感，诉诸大致明确的受众，是用之于特定情境的文章。演讲不同于论文，也不同于通常的对话、交谈的，也无非“态度”。这本小书与我已经问世的所谓“专著”的不同，即在此“态度”。

我曾讨论过明代士人的讲学。由理学语录及其他讲学记录，不难想象其时情境，发生于这一特殊场合中的故事。也曾在散文中写到自己与讲台有关的经验，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讲台上下互为激发、“煽动”的情境。即使经历过那种时刻，我也仍然更习惯于书斋中的写作：你可以想象读者，也可以不想象。即使偶尔面对听众，观察也极粗疏，甚至不如鲁迅笔下的高老夫子，尚能瞥见半屋子的眼睛，“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以及“蓬蓬松松的头发”。却也略有一点故事。在上海某校演讲后，友人发给我网上的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某位女生提问时，大家应不应该发笑，赵老师应不应该也发笑；赵老师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女生的提问，而是让她去查书。我对友人说，他的学生很厉害。另有一个细节。也是在那所大学，一个小女生走到我面前，说，她觉得我“特慈祥”。

此外还能记起的，是在文学所向几个研究生授课。那往往不是在“返所日”，长长的走廊昏暗而空洞。学生们沉默地听着，使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像是流荡在荒漠中，没有回声。那真的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写这本小书，系应培元之约；对于我的一再延宕，培元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书稿完成之时，除了一向支持我的大陆的友人、同行与读者，我要感谢台湾的学者，与他们的交流，在我，是一种美好的经历。我还要感谢《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的责编张凤珠先生，《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先生，感谢他们为我的这项研究的面世付出的心血。

在本书中我曾谈到学术研究的作用于研究者。这里我得说，写作本书，无疑多少影响了我面对历史时的感觉。每一项研究都有可能让你有一点改变，即如改变了一点你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否也正应当是你所期待的?

赵园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