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并延续至今的中国玉文化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钥匙，玉料来源是玉文化研究的重点。据《山海经》记载，中国古代有200多处玉石原料的产地，目前大多无从考证，特别是汉代丝绸之路没有凿通之前，这些承载着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玉石来源，学界尚无定论，存在许多空白和疑问。

马鬃山玉矿遗址是目前西北确定年代最早的玉矿遗址，自2007年被发现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2011年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测定，此遗址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分矿井、矿沟、矿坑，有古矿坑百余处。考古实物已经确定该遗址的年代下限是汉代。

继马鬃山玉矿之后，2017年8月，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以叶舒宪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策划的玉帛之路系列田野考察活动又在敦煌三危山发现了古代玉矿遗址。据考证，遗址面积约9平方公里，内有众多采玉矿坑、竖井，矿坑周围堆积的玉皮厚度达3米，最深的竖井达5米。据初步研究，该玉矿应开采于距今4000年—3500年的齐家文化活跃期。

这两处新发现的古代玉矿遗址都位于丝绸之路重镇酒泉，这也是酒泉自古以来被称为“玉酒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酒泉来说，这两处古代玉矿遗址印证了古代典籍及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禺氏之玉”指酒泉所产之玉

禺氏即月氏。据史书记载和历代流传，禺氏和月氏都与河西走廊及玉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管子·国蓄篇》：“玉起于禺氏。”《管子·揆度篇》：“玉起于禺氏之边山。”《管子·地数篇》：“玉起于牛（应为于）氏之边山。”《管子·轻重甲篇》：“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管子·轻重乙篇》：“玉起于禺氏之边山。”《管子·揆度》：“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尹知章注：“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逸周书·王会》：“禺氏騊。”孔晁注：“禺氏，西北戎夷。”

现代学者有的认为“禺氏之边山”就是新疆的昆仑山。还有的认为禺氏是于阗的别称或同音异译，禺氏就是指于阗，其论据的核心即真玉（和田玉）的产地是新疆于阗。

但通过读《史记·大宛传》又看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汉书·西域传》中：“鄯善国……产玉”“于阗国……多玉石”“西夜国……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莎车国……出青玉。”

通过对比以上史料，不禁让人疑惑：“禺氏之玉”产于新疆和禺氏（月氏）又曾居于河西走廊是不是相互矛盾？

经笔者推敲，结合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认为古代典籍记载是准确的，由此得出另一个结论，即禺氏之玉指酒泉所产之玉。其原因如下：

从时间顺序看，《管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学术著作，《汉书》是东汉时期的著作，两书对禺氏和玉石产地的描述有几百年的时间跨度。据历史记载，秦及汉初，月氏国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侧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人质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在公元前205年—前202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月氏便弃河西走廊向西迁徙，所以，禺氏（月氏）居于河西的时间应为秦末汉初。

从考古结论看，马鬃山玉矿的年代下限为汉代，这和禺氏（月氏）占据河西的时间是对应的。从遗址现场看，玉石历史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其颜色性状和馆藏战汉玉器有着极高的一致性。

以上都说明，成书于先秦时期的《管子》记载的“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是历史事实，“禺氏之玉”就是指河西走廊的酒泉敦煌三危山和肃北马鬃山玉，而非普遍认为的新疆和田玉。同时也可推测：至少在东汉时期《汉书》编纂之前，三危山玉矿和马鬃山玉矿珍贵的玉料已经基本采掘殆尽。

按照这个思路，还可对玉石之路的形成观点提出挑战。比如目前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在丝绸之路尚未开通的年代，占据河西走廊通道的月氏人就已经成为东西贸易的代理人和中转者，河西走廊可能已被月氏人开发成了一条“玉石之路”。马鬃山玉矿和三危山玉矿的相继发现，为纠正这一说法提供了直接证据。

骟马文化是以月氏人为主体的文化

骟马文化是距今3500年—3000年、分布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种青铜文化，是酒泉境内独有的地域文化。据考古发掘和已发表的考古报告，马鬃山玉矿有汉代和骟马文化共存的现象。从骟马文化遗存明显少于汉代文化遗存来看，说明当时这里受汉王朝控制，骟马文化人群应该已归属或臣服于汉王朝。马鬃山玉矿遗址大量汉代文化遗存与部分骟马文化遗存共存的现象说明：骟马文化是以月氏人为主体的文化。

据《汉书·西域传上》：“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由此可看出，至少河西走廊敦煌、祁连间汉代以前其控制者是月氏人。到匈奴老上单于时，月氏被匈奴打败，月氏大部被迫西迁，没有西迁的一小部分则留在当地，受匈奴统治。直到汉武帝时，汉王朝主动打击匈奴，才全面控制了包括今甘肃的西北地区。所以，马鬃山玉矿遗址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正是当年汉王朝打击匈奴、掌控马鬃山地区后，对这处玉矿遗址进行开采活动的见证。另外发现的少量骟马文化遗存就是那些没有西迁的月氏人的文化遗存。当汉王朝控制马鬃山地区后，当地人臣服于汉廷，与中原地区的汉人一起劳作，共同开采这处玉矿。这也正是为什么汉代这里仍然有骟马文化的直接原因。

真正的“三危”在敦煌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长期以来，古三危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争论不休，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山东、河北都有学者论证。最早载有三危之名的当属《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后《史记》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在敦煌三危山玉矿没有被发现之前，三危山具体位置之争其理由都无可厚非。但是，三危山玉矿的发现和公布，为敦煌三危山即古三危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一方面，敦煌三危山之称古来有之。早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期，东汉著名学者侯谨就已经在此著书立说。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有佛教徒开始在此创建洞窟。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高僧乐经此，见三危山状如千佛，才开始开凿莫高窟。

另一方面，三苗、三危都与玉石有着极大的关联。为什么要把“三苗”迁到“三危”呢？《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之江州、鄂州、岳州之地是也。”史料记载，三苗是九黎之后，考古学认为九黎是良渚文化，三苗有可能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分支。良渚人以极善治玉著称，这部分人在距今4300年以前西迁到陕北神木石峁，即夏后氏。在距今4500年以前，有虞氏到达陕北延安以及西安地区，他们是中原地区的人群，最先享受到西部玉石，时间应在距今4200年前后。是谁将玉石带到中原？毫无疑问应该是被有虞氏驱赶到西部的三苗人。因此，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推论，由于敦煌三危山古代玉矿的发现，都使“窜三苗于三危”这个历史疑团逐渐清晰起来，将为进一步确定真正的三危在敦煌的历史事实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段佳沁 许金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