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的来历
酒泉,因传说泉中有金,故又名“金泉”。史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121年),骠 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大获全胜于此,武帝赐御酒以赏,霍去病以功在全军,人多酒少,遂倾酒于泉中,与将士共饮,故有“酒泉”之名。 今泉犹在,园林式建筑、牌楼历经修葺,保存完好。园内有清代的“西汉酒泉胜迹”和“汉酒泉古郡”石碑,及左宗棠手书“大地醍醐”匾额,成为游客酒泉之行的必游之地。酒泉钟鼓楼耸立在酒泉市的十字街中心,一座砖砌的高墩上。为三层木结构的塔形楼,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雄伟壮观。鼓楼下有四门通向东南西北,行人车辆可以穿行。门上分别题有“北通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哈密),贴切地标明了酒泉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意义。
泉眼冬季不冻,夏日清凉可口,宜于饮用。日出水量约3万立方米以上,泉水向北渗入小湖。绕过泉边,沿曲经在往里走,一座座假山环绕着一个明洁如镜的湖泊。一座高大的石拱桥,把湖面一分为二。湖面上有九曲桥、假山等景致。到了冬天,湖面结冰、这里又成了很好的滑冰场。公园西侧的动物园,有各种鸟类、鹿、熊、猴等,还有产于甘肃的熊猫、金丝猴、野骆驼、耗牛等供游人观赏。
酒泉的历史文化
酒泉地区是我国西部土地开发利用最早的区域之一。
先秦时,这里称西戎地、西羌地、匈奴右地及西部、西方、河西三危地等。秦汉以前,上古为羌戎所居,羌、戎为这里土著居民,羌族指月支,乌孙即“戎”的转音。三危地与三危山有很大区别,三危山是敦煌一带的一座山体,三危地则是以三危山而得名的一个广大地名,包括今新疆罗布泊以东、蔬勒河以西地域,不局限于以后所称的州、郡区划范围。由此看出三危地并不包括今酒泉市。实际上,最早乌孙原住张掖以西靠祁连山一带,月氏住张掖以东河西地区,到奴隶社会阶段,整个河西方被月氏独占。到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迫月氏大部分退出河西,迁徙到伊梨河上游一带,征服了那里的塞种人,留居下来,史称“大月氏”,而留在敦煌、祁连间的,史称“小月氏”。自此,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五十多年间,酒泉一带为匈奴族驻牧地,故又称匈奴右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进军河西,这年秋天打垮了浑邪王,把匈奴残部追逐到玉门关外,西汉王朝交中原几十万人迁来河西酒泉等地居耕,于是这里的文明昌盛开始了新的一页。距今2109年前的西汉中期,酒泉以“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此时,汉朝设立酒泉郡,就是以泉名为郡名的。而《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前111年)可能是设置敦煌县的时间,而不是置郡的时间,因此,不能把置敦煌县的时间定为建郡的时间。不过酒泉县与酒泉郡却同时建于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当时不叫酒泉县而称“禄福县”,为郡的驻地。直到西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改禄福为“福禄”。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始置酒泉县,肃州的名称开始应用。
从西汉设置酒泉郡,到北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均称酒泉郡,长官称太守,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酒泉镇长官称镇军,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起,撤郡,仅存州、县两级,改酒泉镇为肃州,州的长官为剌史。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酒泉地方属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称),并建“肃州千户府”,至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2年)的88年中,均被吐蕃所据。唐末至五代(公元907-960年)酒泉属回鹘(最早居牧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公元960-1279年)时,酒泉归西夏(羌族中的一支,称西夏国),西夏败亡后,酒泉归蒙古,公元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公元1271-1368年),设肃州路,长官称“达鲁花赤”。明代(公元1368-1644年),置肃州卫,长官称“指挥使”。清代(公元1644-1911年),改置为肃州直隶州,设知州。中华民国(1911-1949年),于1912年置安肃道,设道尹,公元1927年改尹为“行政长”。公元1936年改设为甘肃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长官为专员。1949年酒泉解放,置酒泉专区,设专员至今。
据考古资料和文化遗存、文字记载,古代酒泉,林木茂密,草地广布,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定居,畜牧业已很发达,并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生产。优越的地理环境,富饶的自然资源,为这块肥美的土地较早地被人们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而有利的条件。1963年在今敦煌市古董滩以北就采集到属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各一件,1975年在杨家桥乡鸣山村发现石器,1979年在玉门关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新石器朝代陶罐和陶钵各一件。经考古鉴定,和玉门火烧沟文化同属一类。足以证明,最早在新石器时代(上古为羌戎所居之地),这里已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并且发展了手工制陶业和畜牧业。今酒泉市境内的马营河、丰乐河、讨赖河流域,早在4300年-2500年前后,就有人类集聚。目前,在今酒泉市20多个乡、镇中,有17个乡、镇范围内都有先民的业绩遗存。在下河清白疙瘩,安西的甜水井,敦煌的玉门关等处,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遗迹,至今清晰可见。《史记.大宛传》记,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人………”,试想如果当时敦煌农业不发达,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是无法实现的。可以肯定,西汉的酒泉、敦煌一带,不仅是集结军队和出兵的前哨阵地,而且是中国西部区域开发的基地。
酒泉,这个诗意的名字
酒泉,也许是中国唯一带着“酒”字的地名。由酒而成泉,且不要说浅斟低唱,单就这名字中传达的韵律,便早已让人有了一种微微的醉意。
事实上,当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金戈铁马渐行渐远之后,寂寞丝路古道,羌笛已逝,烽烟早息,空留下先民的酒歌、诗人的行吟,穿越历史的风雨,袅袅弥漫在心头。尽管物是人非,但那曾经饮醉边关将士的一樽美酒,犹一脉传承,钩沉发掘,凭吊怀古,感觉沉重已不在心头,自豪悄至心中。
酒与诗天生为伍,一杯热热烈烈的酒,不仅洗尽前人的哀愁和颓废,更使得诗人的情思随之而动,让自己沉浸于酒色酒香之中。杨乘《南徐春日怀古》云:“酒肠堆曲蘖,诗思绕乾坤。”仿佛山起舞,河唱歌,诗人眼中的天地万物全都灵气浮动,乾坤早已醉了一般。又如白居易《移家入新宅》中云:“取兴或奇酒,放情不过诗。”酒渗入诗中,诗融入酒里,情景交融,便有了一种和谐畅达的人生况味。
然而,与此闲适的境况不同,千年萦绕于酒泉的边塞诗中却多了一种迫切和无奈。“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军情急,情更迫,这杯酒虽美,但那牵衣相送、以酒壮行的场面,流露着些许苍凉与悲壮。于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光无故人。”诗情豪迈,酒情热烈,如奏黄钟大吕,有宏亮激越之音;生离死别,自在一壶酒下肚之后,铁骑突出刀枪迸的豪情中。
正是在边塞诗的壮阔情怀中,诗仙李白写下了关于酒泉之酒的诗篇: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由此,让今人思忆起汉唐征战鏖兵的场面之时,犹能真切地感触到岁月留下的痕迹,以及酒泉之酒中羌笛传递的幽怨。
人生如歌,酒乃绝唱。
沿着边塞诗中酒的陈香,溯源探幽,至今还能品味酒泉的流芳。绵延于酒泉的酒脉穿越千年历史,在今天酒泉市东郊的龙马宝穴仍贮藏着它归初的佳酿。汉武酒业秉承古法贮酒传统,埋酒于酒泉地气最为氤氲的二龙戏珠之地——龙马宝穴,每年的开坛仪式就成了陇酒业界的一件盛事。经过十多年埋藏的陈酿,一经开坛,即有酒香扑面而来,未曾执怀,便感余味悠远,有的香气则在不经意间飘入鼻腔,清新醇厚。随着这股陈香,由壶倾入怀中,持樽饮之,尽涤尘心。以一己之执着,留杯底浅痕,品咂回味,杯中便有了一种舞动的灵韵。
这杯中灵韵,映照着的是汉时明月?荡漾着的是饮者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