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哲学是如何可能的?我在2011年的《敦煌哲学引论》中有过一个简要的说明与大体的设想，如果说《敦煌哲学引论》主要是提出问题、抛出概念本身的话，《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则要进一步论证已经抛出的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说的、可信的与可靠的、可行的。杨利民先生在作为本文姊妹篇的《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一文中已经有了原则的论述，本文可以说是接着《敦煌哲学引论》和《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往下讲的。
一、敦煌哲学的缘起由来：欲返本而开新径
敦煌哲学概念的提出最早大约在2007年前后，我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两年左右的时间，有一天与刘春生、马廷旭二先生谈起从道理上讲敦煌学中最应该有一门学问:敦煌哲学。立即就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又专门请教了敦煌文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颜廷亮先生，他认为这也是敦煌学自身的呼唤，完全可以大胆探索。读过穆纪光先生的《敦煌艺术哲学》一书之后，我的感觉是:穆纪光先生其实已经为我所谓敦煌哲学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既然有敦煌艺术哲学，也就可以有甚至必然有敦煌宗教哲学、敦煌文化哲学以及作为这三个概念上位概念的敦煌哲学。这时我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设想：敦煌哲学可以从敦煌文化哲学、敦煌艺术哲学和敦煌宗教哲学三个大的方面入手进行探讨。随后的一些时间里与颜、穆、刘、马和几位中国哲学的同仁们口头上多有讨论，也曾经安排刘春生先生先行做一些前期论证工作。《敦煌哲学引论》其实是我们两人合作并由他执笔的结果，但是他为了尊重首倡者的地位，坚持让我一人独立署名，如果今后敦煌哲学能有点作为，刘春生先生作为最早为之工作的学者的地位是同仁与后来者不能忘记的。我们正是在敦煌学应该返回哲学本质的角度首先想到敦煌哲学的，同时，我们认为对敦煌学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追问本身就是哲学问题。此返本开新之一也。
杨利民先生是我兰州大学哲学系的学兄，大学学习期间是我们班级的学习委员，大学毕业不久就在《哲学研究》上与其他两位同学联名发表过哲学论文，后来步入政坛，善于从战略高度与哲学视角思考与打量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诸多复杂矛盾，主政多地多方而以组织工作为主，在领导岗位和工作决策中多有建树，最后从省部级领导干部岗位退居二线。他出生在酒泉，又在敦煌县当过几年县委书记，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之前就曾经表示退休之后要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回到敦煌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中去，本来他是想在敦煌宗教方面研究些问题，后来当我们与他谈及正在琢磨开展敦煌哲学研究时，他欣然接受我们的建议，决定与我们一道张罗成立敦煌哲学学会并领衔挂帅，共同开展敦煌文化与敦煌哲学的学习研究与传播弘扬。此返本开新之二也。
其实，在许多研究敦煌学的著名学者心目中，敦煌学中本应包括哲学的内容，刘进宝先生在其《敦煌学通论�引言》中就明确提到：“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凡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或填补空白，或纠正前人的错误，或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欲建立一个敦煌学的完整体系，就非有敦煌哲学不可。从敦煌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敦煌学的元理论研究来说，敦煌哲学从逻辑上应该在敦煌学之前，是前敦煌学；从历史发生的事实来说，敦煌学诞生近一百年之后才有人提出敦煌哲学，敦煌哲学从时序上已经在敦煌学之后，是后敦煌学；从我们对敦煌哲学的理解（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问题，进而探索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来说，敦煌哲学只能说是在敦煌学之中。只有返回到敦煌学之中才能真正开始言说所谓敦煌哲学问题。此返本开新之三也。
二、敦煌哲学的性质宗旨：守敦煌而悟大道
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问题，进而探索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其性质宗旨是始终坚守敦煌这一文化圣地、文化符号和文化领域，从哲学的视角观察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研究敦煌学根本的元理论问题，力求理解和把握敦煌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透过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敦煌史地和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现象把握斯时斯地斯学中内在地包含着的哲学理念及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敦煌历史文献、欣赏敦煌艺术宝藏、分析敦煌社会现象、探索敦煌文化规律。此守悟之一也。
不仅对作为新兴学科的敦煌学人们的理解与把握有所不同，就是对作为学问之母的哲学人们的理解与把握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总体来说，哲学发展到今天，大体有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两种不同的进路，前者主张哲学主要是科学的清道夫，从概念的澄清、逻辑的建构到方法的供给大概就是这一进路的重点甚至全部了。另外一种主张是哲学是人文主义的老祖宗，深度挖掘、充分展现、全面揭举人文精神才是哲学的职志。所谓哲学的功能是锻炼理论思维还是提高精神境界之别，其实也与对哲学的两种基本理解有关。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路向其实恰好说明了哲学之宽广深刻的张力，应该尊重各自的理解与选择，而不必要相互排斥。在敦煌哲学的理解与守望中我也主张既有科学主义指向敦煌学元理论的路向，也有人文主义指向敦煌学与敦煌文化背后的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路向。此守悟之二也。
敦煌哲学从敦煌学发展与体系来说本身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与历史的必然。因此，敦煌哲学首先和基本的性质是敦煌的，我们所守者其要义首义就是这种“敦煌性”，我们的研究与思考一定要建立在敦煌学已有的所有成就之上才能真正守住这一文化圣地、文化符号与文化领域。作为敦煌学的后来人与敦煌哲学的先行者，我们必须以小学生的恭敬与谦虚向敦煌学的先辈和专家们学习，没有他们的艰辛探索与大量艰苦细致深入的奠基工作，不学习掌握敦煌学的大量基础知识，不甘心情愿地拜方方面面的敦煌学研究者为师，不在敦煌学中进行长期深入的钻研，敦煌哲学只能是空谈。此守悟之三也。
三、敦煌哲学的对象方法：致广大而尽精微
杨利民先生在《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敦煌文化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而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一道构成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说敦煌学是敦煌哲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而敦煌文化是敦煌哲学间接的研究对象。因此，敦煌哲学既是敦煌学的一部分，又是超出传统敦煌学的新的学问与学科。”能否说敦煌学也是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还可以讨论。但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要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或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敦煌哲学来说也许其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很难与敦煌学严格地区别开来，但是与以往敦煌学不同的哲学视角却是显而易见的。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从大处说就是敦煌文化，往细说，就是刘进宝先生在其《敦煌学通论》中明确划定的四个方面：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回顾敦煌学对象的演进我们可以大体看到这样一个由一而多的过程:在最早从事敦煌学实质性研究和第一个命名敦煌学的“二陈”（陈垣和陈寅恪）那里敦煌学“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并不包括其他。”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使敦煌石窟艺术也成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了，段文杰先生在其《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敦煌石窟，……一部分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近年来，敦煌学理论的探讨日渐受到重视，相继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情况表明，敦煌学理论研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必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又由于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因而在探讨敦煌艺术的产生、发展各个时期，探讨藏经洞的封闭，敦煌遗书的发现、被盗等问题时，必然要涉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史地。可以说，深入了解、研究敦煌史地，是全面研究敦煌学的前提之一，所以我们认为，敦煌史地也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我们倡导敦煌哲学的人来说，我们欲研究的问题大体属于刘先生所谓敦煌学理论的范畴，倒过来似乎也可称之为理论敦煌学。最近几年，王建疆先生致力于当代敦煌学的研究，在他看来由敦煌文化圣地衍生出来的众多有着浓厚敦煌色彩或元素的文化产品也应该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为了与传统以洞书为主的敦煌学有所区别，他名之为“当代敦煌学”。这样敦煌学至少有五个方面的研究对象了。由此可见，敦煌哲学的对象真正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既有重大而广大的历史文献、宗教经典和艺术精品：1600多年历史中形成的目前仍然可以看到的五百多个洞窟、五万多经卷、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这“三个五”就足够“广大”；但同时也有断片碎页、只言片语、残垣断壁和细沙一般的微观细节:一个字、一个眼神、一个具体日期，这许许多多的一个个“一个……”真是够“精微”。其实哲学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还主要不是从数量级上去界定的，这里所言更多的是一种视野的广阔、精神的宏大与气势之磅礴与玄心妙赏真情洞见的微妙融合。此致广尽精一也。
“致广大而尽精微”既是对敦煌哲学对象丰富性和深刻性的一种形容，也是敦煌哲学方法的一种表白。作为方法，“致广大而尽精微”说的：一是敦煌哲学是从大处着眼（旨在揭示本质、领悟大道）小处着手（志在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的学问，也必须一开始就树立这样的学风传统；二是敦煌哲学是举人文主义大旗而走科学主义小路的学问，兼容并包应该成为敦煌“哲学”的胸襟与方法；三是敦煌哲学是大文化视野中的小学科，其所言敦煌文化一定要是包罗万象的大文化，只要守住“敦煌”，文化的所有稀奇古怪的方面我们都来者不拒。但是，作为敦煌学中最新出现、“八字还没见一撇”的小字辈学科，一定要从细微处切入、在精致上发力、向深度进军，切不可志大才疏、求成过急以至于好高骛远、空言无用。此致广尽精二也。
对象、方法决定学科的性质。敦煌哲学，就其性质来说既是哲学的又是敦煌学的。正如杨利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敦煌哲学从学科属性来说既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又是敦煌学的。如果用一个逻辑的圈图（欧拉图）来表达，它就是中国哲学与敦煌学交叉的部分。因为敦煌哲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敦煌学问题而是敦煌学中的哲学问题，因此它首先是哲学的；同时，在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中由于它主要研究的是敦煌文化中的哲学问题，而敦煌文化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因而敦煌哲学进而属于中国哲学这个二级学科；但是，敦煌哲学又是以敦煌学为对象的，是对敦煌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是敦煌学理论化的结果，因此，它同时也是属于敦煌学的。”不论是从哲学、中国哲学，还是敦煌学、敦煌文化的角度看敦煌哲学的性质，我们都可以说其性质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致其广大，我们在学科性质上就要注意其交叉边缘的多学科综合创新特点，去除学科门户偏见而善于取他科之长、纳百家之言而立一家之理、成一科之学。同时，也不必刻意严格把自己的研究与其他敦煌学的研究区别开来以标新立异;尽其精微，我们在治学过程中就既要始终保持哲学的特点、体现哲理的优势、张扬哲人的智慧，又要秉承敦煌学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重视语言文字的准确诠释、重视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重视国际学术对话交流等优良传统、爱国主义情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献身学术事业的崇高品质。如果说得再高大一些，马克思所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的活的灵魂”，同样适用于敦煌哲学，这恐怕就是最吓人的“广大”了。如此广大的哲学属性落实到对“潜藏”在“敦煌性”中的精华与灵魂的准确把握与深刻揭示只有筚路蓝缕、精益求精才能窥其万一。此致广尽精三也。
四、敦煌哲学的境界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们已经明确界定敦煌哲学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先生所理解而我非常认同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因此，在我看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整体的中国哲学的境界和精神当然也就必然是敦煌哲学的精神。由于在我看来敦煌哲学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哲学之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整体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在敦煌哲学中得到了十分透彻而精当地表达与传神的体现。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说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是将入世的人生哲学与出世的天道哲学统一融合得天衣无缝的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在敦煌壁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图景即禅宗的最高境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精神和境界。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哲学可以说是最理想主义的，它向我们展示了最美好的宇宙秩序、最和谐的大同盛世、最完美的理想人格;有了这种境界，它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向我们提供了知心知性进而可知天同天的成圣之道、提醒着爱人成人的君子之德。在印度佛学中严重对立的入世与出世在敦煌佛学中水乳交融地统一了起来，这使敦煌哲学更显中国哲学之精神。我们的敦煌哲学研究也应该继承与弘扬中国哲学的这种精神和境界，以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与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为治学之价值选择。此极高道庸一也。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哲学道理说，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就我们的研究范围来说，中国哲学的精神存在于敦煌哲学之中。那么，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以什么方式、什么特点、在什么意义上存在于敦煌哲学之中的呢？敦煌哲学学会发起同仁认为:敦煌哲学目前大体可以分为敦煌文化哲学、敦煌艺术哲学、敦煌宗教哲学、敦煌社会哲学和敦煌人生哲学五大类型。在这五个方面中都可以窥视中国哲学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存在方式和特点：在敦煌文化哲学中，文化理想主义与文明现实主义以文化大同的方式融合创新，既有理想根苗的培植，也有现实果子的展示，“季羡林名言”揭示的所谓“四大文明”、“三大宗教融合创新”难道不是最为成功的说明吗？在敦煌艺术哲学中，印度佛教审美观在敦煌艺术精品特别是飞天形象中的演变就十分具体地表达了入世与出世统一的中国化敦煌化佛教艺术审美观的升华；在敦煌宗教哲学中，中国道教与多种外来宗教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借鉴融通，就能很好说明中国哲学精神在敦煌哲学中的具体存在方式和中国中古特色，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与具体的文献支持、学术理论论证；在敦煌社会历史哲学中，大量当时丝绸之路关键城市敦煌的特殊政治经济现象和河西文化的鲜明个性，给我们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哲学问题提供了其他地方根本无法获得的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标明具体时间地点是大量敦煌史料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特点，深入这些资料之中，我们的社会历史哲学一定既是中国的又是敦煌的，内圣外王、立德立言的理想人格与自强不息、怀德竭力的现实人生的统一会找到更为鲜活的例证和更多的标本。敦煌人生哲学则是更为直接地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领域，仅仅五百大盗成佛之类的成千上万的小故事就能演绎出多少理想人格与实现人生的高度完美结合的活剧。加之后来的敦煌地处偏远，既没有战火的毁灭性打击，也没有皇权的强制性扭曲，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种子与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这是敦煌更为珍贵之处。此极高道庸二也。
在企业文化中，企业精神同时也往往被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哲学中，我们似也可将中国哲学的精神称之为中国哲学家的精神境界。如此，我们可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作为我们治敦煌哲学之学人的基本精神和崇高境界。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敦煌哲学研究者就要心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理想主义精神为这一事业而尽心竭力。同时，我们也要立足现实、改善现状，扎扎实实去做学问而不陷入理想化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既胸怀着崇高理想，又脚踏着实在的土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敦煌哲学的学术研究。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志存高远而又甘于寂寞、乐于钻研、成于平凡。此极高道庸三也。
五、敦煌哲学的理想品格：尊德性而道问学
大家都知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论圣人之道的总纲，我们分别借用以说明敦煌哲学的品格、对象与精神，说到最后，借用与本意更为接近：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作为主流之一的儒家哲学中，天道是为人道奠基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宇宙人生之道为道德理性的依据而实现理想人格。敦煌哲学在性质上既然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我们就应该更多地继承与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与品格。说得更为直接明白，就是敦煌哲学应该像多数中国哲学一样以做人为旨归、以德性为根基、以悟道为目标、以学问为手段，突出中国哲学以做圣人为最高理想的特质，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中以人文精神的弘扬为主要功德，以纯粹学问的探究为扎实基础，将二者有机统一于研究过程之中。我们反对，至少是不提供那种所谓道德中立的学术立场，而要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为公器，追求真理、主持正义，弘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有益世道人心，有益国家富强，有益民族振兴，有益世界和平。此尊德问学一也。
如果说以上所言是就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与学问关系而言的话，这里我还要强调敦煌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道德与学问成就的关系。我们在进入敦煌哲学这个领域之前，敦煌学已经是国际显学了，其成果取得之艰难实非经过之人所能体会和想象。因而，尊重已有学术成果，不无端否定前人，不盗用他人成果，不执文害意、掠人之美，就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学术操守与学人良心。还是那句话:做人第一、学问次之，绝不能为学问而坏良心。通过我们的敦煌哲学研究，我们不仅期望敦煌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更强，敦煌学知识的普及更加广泛，而且敦煌文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引导作用也由此增强。我们期望全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因为敦煌艺术的绚丽多彩而朝圣敦煌，更要因为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朝圣敦煌；不仅因为敦煌艺术的吸引力而朝圣敦煌，更要由于敦煌精神的道德感召力而朝圣敦煌。深刻揭示敦煌精神的道德感召力正是我们需要为之而奋斗的事业的主要目标。此尊德问学二也。
自敦煌哲学学会正式成立之日起，“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向这个领域开进！”我学会同仁将抱定返本开新之志，以守敦煌而悟大道之理想，致广大而尽精微之方略，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精神，精诚团结、切磋琢磨，共同开创敦煌哲学研究之初始局面，为斯学之可能与可行奠定根基、探索道路，以我们扎实的劳动成果回报先祖、朝圣敦煌、有益中华，此尊德问学三也。
作者简介：范鹏(1959年—)，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甘肃省敦煌哲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敦煌哲学研究。
（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