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州大学哲学系

　　“荣辱”观为战国诸子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庄子、荀子来说，虽各处战国中、后二期，而对宋荣子之“荣辱”观均有特别的提及与借用，然评价不一，申论有异，适成一绝佳之对照。

　　庄子：最彻底的“辨乎荣辱之境”

　　作为一思想议题，“荣辱”观内在地与早期儒家哲学的发展相关。春秋晚期孔子开启了“仁学”之转向，此“仁学”的内在心理机制即在“自耻”这一自我评价形式。而战国早期孟子则遭遇了更为逼迫的“空乏其身”的生存压力，故有更激烈的举措。孟子以“集义而养勇”，以“舍身取义”而免“嗟来之食”之辱，突出了天爵/人爵之二元对立价值评价。士人虽不必有世俗“人爵”之“荣”，然必有价值层面上的“天爵”（仁义之德）之“荣”，庶几可安身立命。相较孟子，之后的庄子并非脱离政治世界的方外之人，其对士人之“荣辱之境”有极端之敏感。然不同于孟子从“士人”人格之扁压理解“受辱”，以得“天爵”为最高之“荣”，庄子以为“士人”最大之“辱”就是未能“全身”，故有种种之“殉名”。故不同于孟子之天爵/人爵之分，庄子是要重新评估“荣辱”评价本身，实要根本拆解“荣辱”评价的合法性。故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通过评价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境，辨乎荣辱之境”之说法，将主体的“逍遥”“无所待”境界与对“荣辱”评价的超脱联系起来，实是要求主体达至最彻底的“辨乎荣辱之境”。

　　庄子由“主体”的身份职能与履行关系角度引出“辨乎荣辱之境”议题。一定的“职能”要求有一定的“能力”与之匹配，否则“职能”难以有效履行。“能力”与“职能”若相应，即“称职”而被“称誉”，获正面之“评价”；如不相应，即“不称职”而遭“贬损”，得负面之“评价”。一“誉”一“贬”，即“荣辱”之别。在世俗价值评价体系下，人人均求荣避辱，“称职”乃是值得赞誉。然于庄子，其不以之为极，故以宋荣子这一人格形象而给出一更高层次之“自我”境界，即不同众人那样“求荣免辱”，而是不为“荣辱”所“动”，荣之自不“喜”，“辱”之亦不“沮”，故“辨乎荣辱之境”。显然，这里的“辨”是一般的“辨别”，而是“超脱”，即个体“内在”自立而不借“外在”评价系统。

　　宋荣子既然不牵系于荣辱之境，超脱了外在评价系统，则可谓“彼于世也，非数数然也”，即不迫切追逐于世间之名。虽然如此，宋荣子“犹有未树也”，即对外在评价系统的超脱有限。因庄子认为宋荣子虽以“荣辱”系于外而“免于辱”，然犹有未“立”（树）。此之未立乃相比于宋荣子之后的列子乃至“神人”之主体形象。

　　列子能御风而行，其高于宋荣子者在于，不惟能“辨乎荣辱之境”且于“致福”未数数然也。宋荣子不汲汲于功名，故外在荣辱不动于己，这可理解为其不以“名”而伤其“身”；而列子进而对“福”报亦无有追求，以福祸利害不动于“己”，则可视为其不以“身”而损其“泠然”轻快之“行”。虽然如此，比之“神人”，列子“犹有所待”。只有达到“神人”（至人）“无己”、丧解“自我”身份之境界，主体才能真正“无待”。实际上，“无己”、“丧我”即是丧解“是己之心”，要求主体根本否定“求荣避辱”之  心，从而彻底落实“辨乎荣辱之境”。

    荀子：否定“见侮不辱”

　　战国后期荀子对“荣辱”议题极为关注，除在《荣辱》篇中对此议题作正面论述外，其还在《正论》篇中对子宋子（宋荣子）“见侮不辱”说予以了特别批驳，而这其实就间接地回应了庄子，反映了其不同于后者的“荣辱”观立场。

　　荀子认为，荣辱是由人的行为是否合礼义所致，即主体“行为”原则之取舍而带来“奖惩”，正如《劝学》篇所云：“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荣辱既关乎个“我”之存亡安危，则个“我”当依“义”而行，求荣去辱，不可“恃勇”而反遭其辱。若主体不是“恃勇”而斗，而是“见侮不辱”，此亦不足取。为此，在《正论》篇中，荀子以相当之篇幅批驳子宋子“见侮不辱”说。子宋子“见侮不辱”说的主要立论是将“见侮不辱”与不“斗”联系起来，以为“斗”之因在于人人都把被他人所侮当成是“耻辱”，否则，想“斗”也“斗”不起来。可见在子宋子看来，“侮”是指来自他人之贬抑行为，而“辱”则是“被侮者”的主观感受，二者非在同一层次，并不构成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侮”作为外在“行为事实”可以成立，而“辱”作为内在“价值感受”非必然成立，此间需要一“以之为辱”的认知机制作为条件。对于子宋子此说，荀子的反驳是：人必好利而恶害，好荣而恶辱，故子宋子的“见侮不辱”非关对“辱”的“认知”（以为之为辱）问题，而是关乎“恶”（天生之情欲）。既然世间之人少有“侮”而不“恶”者，故荀子以为，若承认人“情”之“恶”辱，则人即便主观认知上能“见侮不辱”，也不能止“斗”。

　　荀子否定“见侮不辱”说的原因在于，“辱”乃是属于荣辱评价，其对社会行为有引导作用。行为主体若不以侮为辱，则会抹杀荣辱评价之有效性，否定“礼”之重要性，这是荀子不愿意看到的。荀子既区别所谓辱之与恶之，以为虽不“辱”之而必“恶”之，则人之相“斗”是一定的。因此，要防止“斗”，不能通过禁欲、除欲的形式，而只能以“礼”养“欲”。所以针对子宋子的人情“欲寡而不欲多”说，荀子坚持“古之人为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否则的话，“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

　　从庄子与荀子对子宋子“荣辱”观的不同评价与借用发挥，我们看到战国后期诸子“荣辱”观之演化：庄子是要最彻底地“辨乎荣辱之境”而超脱“荣辱”评价，以达个体“逍遥”；而荀子则要竭力强化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肯定“荣辱”评价的合法，以确保依“礼”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