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秦汉文献使用“北边”和“西边”的地理概念。这一地区湖泊池沼称谓——“北海”和“西海”的出现和使用，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有关“北海”和“西海”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也具有说明当时社会对于更广阔世界之认知程度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乃至生态学研究者都应当关注相关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以拓展不同主题的学术空间，获取推动学术进步的新知。

　　一、中原人“四海”意识的生成与变化

　　回顾中原人对于世界的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应当注意早期“四海”观念。中原地方被看作“四海之内”或说“海内”。在上古社会意识中，中国、中土、中原被视作天下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人们表记中原文化辐射渐弱或未及的远方的地理符号，有所谓“四海”。“海”之字义，起初与“晦”有某种关联，体现了中原人对遥远的未知世界的特殊心理。

　　有关“四海”的意识，对于认识和理解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有基础性的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推进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

　　《尚书大禹谟》写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益稷》有“决九川，距四海”语，又曰：“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又《尚书禹贡》也如此称颂先古圣王的政治成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此外，《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伊训》“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说命下》“四海之内，咸仰朕德”等，也表现了大致同样的意识。《山海经》以“海内”“海外”名篇。《孟子梁惠王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墨子 辞过》也有“四海之内”的说法。《非攻下》则谓“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亦言“揔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韩非子》则可见“明照四海之内”“富有四海之内”“独制四海之内”等体现对极端权力向往的语句。有关论说同时言及“天下”，《韩非子奸劫弑臣》：“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又如《韩非子难四》：“桀索崏山之女，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桀纣“天下离”与汤武“海内服”的对比，反映“海内”和“天下”的对应已经成为政治语言的习惯定式。“海内”与“天下”地理称谓的同时通行，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

　　秦汉时期政论家们的论著中，这一语言习惯依然有明显的表现。如《新书 时变》：“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淮南子要略》：“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载王恢语，也说：“海内为一，天下同任。”《盐铁论轻重》可见所谓“天下之富，海内之财”，同书《能言》也以“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并说，《世务》也写道：“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可见当时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已经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而“四海”，成为习见的表述形式。

　　顾颉刚、童书业曾经分析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涉及有关“海”的理念。他们注意到“海”作为世界边际的意义：“最古的人实在是把海看作世界的边际的，所以有‘四海’和‘海内’的名称（在《山海经》里四面都有海，这种观念实在是承受皇古人的理想）。《尚书君奭篇》说：‘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立政篇》也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这证明了西方的周国人把海边看作天边。《诗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长发》）这证明了东方的商国（宋国）人也把‘海外有截’看作不世的盛业。”所谓“海隅”“海表”“海外”，体现了对天下和世界的理解。

　　当时具体的“四海”，有迹象表明与后世有明显的不同。顾颉刚、童书业就《左传》所见楚、齐政治对话这样写道：“《左传》记齐桓公去伐楚国，楚王派人对他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僖四年）齐国在山东，楚国在湖北和河南，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齐桓公所到的楚国境界还是在河南的中部，从山东北部到河南中部，已经有‘南海’‘北海’之别了，那时的天下是何等的小？”

　　“那时的天下”之“小”，可以由“那时”人们对“‘南海’‘北海’”的认识推断。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此所谓“南海”，实是现今地理学概念中的东海。《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仍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的说法。而称“在山东”的“齐国”所临渤海为“北海”，秦汉时期仍然有这样的习惯。如《史记项羽本纪》：“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汉书 元帝纪》：“（初元二年六月）北海水溢，流杀人民。”《汉书五行志中》：“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这样的情形，应当看作“汉代以前”地理知识历史影响之文化惯性的表现。

　　顾颉刚、童书业所论“那时的天下”和后来不同时段的“天下”，是有历史变化的。而所谓“北海”以及“西海”的方位及其地理坐标的意义，也有历史的变化。如《史记三王世家》所见庄青翟、张汤等上奏所谓“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的“北海”，当然已经绝不是渤海了。

    二、“北海”“西海”之“寓言”说

　　《释名》卷二《释州国》：“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均是以中原为认识基点的地理判断。对于《释名》所谓“北海”和“西海”，有研究者以为只是“泛指极远荒晦之地”。引据成蓉镜考证：“汉时居延故县即今额济纳旗，在居延海西南。故《汉书地理志》云：‘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以地望测之，青海在旗南，鱼海在旗东，而博斯腾泊、里海、地中海相距更远。旗之西境绝无池泽可以当西海之目者。然则兴平中立西海郡，亦只借以为名，并无实指。”论者认为：“成蓉镜所说是正确的。西海郡的西面并没有海。”“古代之‘海’可以实指湖泊、大海，也可以泛指极远荒晦之地。”“‘西海’在西方，故称西海。”所谓“北海”“西海”者，“都是距中原相当远的地方”。今按：成蓉镜说为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录。成蓉镜有言：“古所谓‘西海’有五：一为今之青海……；一为今之昌宁湖水……；一为今之博斯腾泊……；一为今之里海……；一为今之地中海……。”机械地拘泥于“海在其西”的解说也许不妥。成蓉镜说“立西海郡，亦只借以为名，并无实指”，引论者则说“成蓉镜所说是正确的。西海郡的西面并没有海”。然而实际上青海湖即当时称作“西海”者正在西海郡郡治的西边。王莽专政时代置西海郡，郡治城址在今青海海晏，正位于青海湖的东面。此地发现残高12米的城墙及南北城门，出土“虎符石匮”、石虎等重要文物。石虎有铭文“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可以证实这一城址确是西海郡郡治。

　　关于“北海”和“西海”作为空间概念的意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四海”条写道：“《书正义》言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然‘五经’无‘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如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

　　然而对于“北海”“西海”“皆寓言尔”的意见，顾炎武有所引录，但是明确表示并不认同。他指出古籍其实可见“西海”“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后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

　　《日知录》卷二二“四海”“条又言“北海”：“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顾氏写道：“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顾炎武否定“四海”“寓言”之说。又写道：“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云南有滇海，安知汉、唐人所见之海，非此类邪？”

　　按照这种意见，虽然“‘五经’无‘西海’‘北海’之文”，但是一些历史迹象表明，“北海”和“西海”都是实际存在的。

　　三、“北海”—“翰海”—“上海”

　　关于“北海”，其实有相当悠远的意识渊源。《庄子应帝王》：“北海之帝为忽。”战国秦汉时期，“北海”屡见于文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司马贞《索隐》：“《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史记。匈奴列传》言匈奴“奇畜”“騊駼”，司马贞《索隐》：“按：郭璞注《尔雅》云‘騊駼马，青色，音淘涂’。又《字林》云野马。《山海经》云‘北海有兽，其状如马，其名騊駼’也。”

　　前引《史记三王世家》载庄青翟等上奏“极临北海，西溱月氏”也说到“北海”。张守节《正义》：“《匈奴传》云霍去病伐匈奴，北临翰海。”“北海”即北方“翰海”的说法，更早可能见于三国魏人如淳对《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之“翰海”的解说。颜师古注：“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击败匈奴左贤王，“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事，关于“翰海”，裴骃《集解》：“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张守节《正义》：“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鸟解羽伏乳于此，因名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司马贞《索隐》：“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鸟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广异志》云‘在沙漠北’。”又言“群鸟解羽”是崔浩说。柴剑虹指出：“既是湖泊，‘登临’二字就很费解。”于是对“翰海”或“瀚海”的“本义和来历”提出了新的认识：“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称高山峻岭中的险隘深谷为‘杭海’。霍去病率大军登临峻岭险隘，听当地居民称之为‘杭海’遂以隘名山，后又将这一带山脉统称为‘杭海山’、‘杭爱山’，泛称变成了专有名词。《史记》中译写成‘翰海’，注家望文生义，将它解作海，或妄加臆测，后来又将错就错，使它变成了戈壁沙漠的统称。”这一意见依据民族语言调查资料为说，又有岑仲勉的考论为参照，特别值得重视。但是，对历代诸家解说概称为“妄加臆测”“将错就错”，似稍嫌武断，也许正如论者所说，重视“古代诗文中‘瀚海’的不同用法”，以考察和理解其“本义和来历”是合理的思路。

　　我们看到，《史》《汉》均不言“瀚海”，关于北方“翰海”最早的文字记录，《史记》中两见，即前引《匈奴列传》“临翰海而还”，《卫将军骠骑列传》“以临翰海”。《汉书》则四见，即前引《霍去病传》“登临翰海”，《匈奴传上》“临翰海而还”，《匈奴传下》“临翰海”，《叙传下》“长平桓桓，上将之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述《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班固沿用司马迁“临翰海”之说，在《匈奴传》中凡两次言及，又较司马迁多出一处。应当注意，王国维言“史公游踪”：“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不过司马迁并没有行至匈奴地区的交通实践。然而班固却曾经行历大漠。《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私渠海”即“私渠比鞮海”，或写作“私渠北鞮海”，“即今蒙古国西南拜德拉河注入之本察干湖”。班固很可能曾经两次行临私渠海。他对于“翰海”名实应有更真切的感受，如以为司马迁“临翰海”文字失误，《汉书》中是应当更正的。

　　如柴剑虹说，“（翰海）既是湖泊，‘登临’二字就很费解”。同样，“翰海”如解作“高山峻岭”，则用“临”一字，即“临”而不“登”，同样也“很费解”。如言“临”“险隘深谷”，则似无记述意义。对于“登临翰海”的理解，或许《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引张晏的说法值得重视：“登海边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广地也。”颜师古似乎是赞同这一解释的，他首先引录张晏说，又引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随后写道：“师古曰：‘积土增山曰封，为墠祭地曰禅也。’”特别是班固在《汉书叙传下》“饮马翰海”语的书写，明确告知我们，对于“翰海”所谓“峻岭险隘”或者“山脉”的简单理解是不大妥当的。

　　“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寘诸北海之上”之所谓“北海”，《史记匈奴列传》：“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吾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张守节《正义》：“北海即上海也，苏武亦迁也。”《汉书苏武传》：“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史记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此“北海”应非郭吉、苏武所居之“北海”。有学者以为“指今里海”。

　　关于苏武“北海”，齐召南说：“《苏武传》‘乃徙武北海上’按‘北海’为匈奴北界，其外即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泽通称为‘海’。《唐书地理志》‘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曰白哈儿湖，在喀尔喀极北，鄂罗斯国之南界。”以为苏武事迹中涉及的“北海”应即贝加尔湖。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八“北海”条写道：“奄蔡国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周日用曰：闻苏武牧羊之所只一池，号‘北海’。《容斋随笔》曰：蒲昌非西海，疑亦亭居一泽耳。仁杰读《禹贡正义》：江南水无大小，皆呼为‘江’。《太康地记》：河北得水名‘河’，塞外得水名‘海’。因是悟大泽蒲昌名‘海’者如此。又吐番、吐谷浑有烈谟海、恕谌海、拔布海、青海、柏海、乌海，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连海，与于阗、条支所谓两‘西海’及北匈奴所谓两‘北海’皆薮泽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言中原西北方向的所谓“西海”“北海”，不过“薮泽或海曲”而已。然而，其实即使是所谓“只一池”的“薮泽”，有的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元耶律铸《干海子》诗序说：“北中凡陂泺皆谓之‘海子’。”有人形容，有的“海子”形势颇为辽阔：“海子甚阔，望之者无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见白浪隐隐，自高而下。”对于规模“甚阔，望之者无畔岸”的水面，古来北人称之为“海”，是可以理解的。

    四、“西海”的不同指义

　　程大昌、顾炎武说“西海”即“条支之西”之“海”。其实战国秦汉时期尚有相对明确的“西海”。

　　《史记张仪列传》：“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司马贞《索隐》：“西海谓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然也。其实西亦有海也。”张守节《正义》：“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无知，故言海也。言利尽西方羌戎。”虽然“西方羌戎”分布区域包括“蜀”地西隅，但是多数有关“西海”的信息，其方位指向并非“蜀川”。

　　《史记春申君列传》：“王之地一经两海。”司马贞《索隐》：“谓西海至东海皆是秦地。”张守节《正义》：“广言横度中国东西也。”但是此“西海”所在“中国”之“西”是较模糊的地理方向。《史记外戚世家》：“（李夫人）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张守节《正义》：“汉武帝令李广利征大宛，国近西海，故号‘海西侯’也。”《汉书李广利传》载汉武帝诏，言李广利“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海西侯”之封确实应与“西海”有关，如顾炎武说“国近西海，故号‘海西侯’也”。此“西海”近“大宛”，空间方位大致可知。

　　《汉书陈汤传》又载谷永上疏言：“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踰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此“武畅西海”之“西海”，似是西极之地的模糊说法，然较“李广利征大宛，国近西海”的“西海”更为遥远。

　　顾炎武说“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所谓“青海”，王莽时代曾经明称“西海”。《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奏言：“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于是，“（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汉书地理志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此“西海”又称“鲜水海”。据齐召南考证，“莽所置西海郡，在金城郡临羌县塞外西北。《地理志》可证。‘西海’曰‘仙海’，亦曰‘鲜水海’，即今青海也”。“鲜水海”名号用“鲜”字，或许与渔产有关。“鲜水海”的南面和北面都有“鲜水”之称，应是地名移用之例。或许与草原通路上频繁移徙的民族活动有关。汉代“西海”名号的多种指向，或许也可以看作类似现象。前引“西海为蜀川也”之说，也有可能与此有关。

　　《史记大宛列传》：“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这里说到的“西海”应并不在一处。有学者指出，“《山海经》所说之西海，其确实海域不详。后世地理知识逐渐增长，称西海之处较多，都指我国西部或以西之湖海。如《史记大宛列传》：‘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所指当今之咸海或里海。《汉书西域传》：‘条支国临西海。’指今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及印度洋西北部”。

　　“盐泽”“盐池”亦多有称“海”者，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看作有价值的生态史料。《通典西戎总序》言汉代“盐泽”，杜佑原注：“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

　　《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后汉书耿夔传》：“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夔为中郎将，持节卫护之。”《后汉书窦固传》：“（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李贤注：“蒲类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县东南也。”齐召南也说到“非北海亦非西海”的“海”，他在解说《汉书西域传下》“焉耆国传治员渠城”句时写道：“按《后书》作南柯城，又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后书》曰：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即其说也。焉耆北接乌孙，西去条支绝远。所谓‘海’者，指大泽巨浸，如蒲类、蒲昌并称为‘海’之比，非‘北’亦非‘西海’也。”

　　五、关于“北海君”与“西海君”

　　《开元占经 人及鬼神占神瑞》“四海神”条引《金匮》可见这样的故事：“武王伐纣，都洛邑。阴寒雨雪一十余日，深丈余。甲子朔旦，有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至王门外，欲谒武王。武王将出见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余，五丈夫车骑无迹，恐是圣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门而进五车两骑曰：‘王方未出。天寒，故进热粥以御寒，而不知长幼从何来？’两骑曰：‘先进南海君，次进东海君，次北海君，次西海君，次河伯、雨师、风伯。’粥既毕，使者告太公。太公谓武王曰：‘此四海之神，王可见之。南海神曰祝融，东海神曰勾芒，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河伯名为凭，雨师名咏，风伯名飞廉。请以名。’前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焉。武王曰：‘天阴，远来何以教之？四海曰：‘天代立周，谨来受命。请敕风伯等各奉其职。’”《太平御览太公金匮》文字略异：“武王都洛邑，未成。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车马，从两骑，止王门外，欲谒武王。武王将不出见。太公曰：‘不可。雪深丈余而车骑无迹，恐是圣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开门而进五车两骑，曰：‘王在内，未有出意。时天寒，故进热粥以御寒。未知长幼从何起？’两骑曰：‘先进南海君，次东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师。’粥既毕，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谓武王曰：‘前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受命，愿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对照两种引文，可以获得《太公金匮》成书时代关于“四海之神”的较完整的认识。所谓“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或“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又称“北海君”“西海君”。

　　《隶续》卷二《五君桮柈文》载录“五君”名号，即“大老君”“西海君”“东海君”“真人君”和“仙人君”。洪适写道：“右五君桮柈文十五字，予所见者，已装治成帙，不得详其形制。五君之旁，有棬各三，径三寸余。其中者圆若碑碣之穿，上下二棬则褊不匀，亦有阙其一者。藏碑若欧、赵皆所无有，复不见于诸家杂说中，殆莫知其为何物。独武阳黄伯思长睿作《洛阳九咏》，其《瞻上清》一篇中云‘窪柈五兮石桮九，飨西后兮腏东后’，所注甚详。”洪适还写道：“《宣和殿藏碑录》以为汉碑，而名之曰‘真人君石樽刻石’与‘四老神祚机刻石’同帙，良由此石就其上有器物之状，以祀五君，故或谓之‘桮柈’或谓之‘石樽’。而黄君之辞可据，始知是洛阳上清宫中之物。其文惟‘大老君’三字最大，盖尊老子也。‘西海’‘真人’六字却似晋人笔札，岂镌刻有工拙乎？《六经》无‘真’字，独于诸子见之。延熹中蔡邕作《王子乔碑》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真人’之称矣。”理解这里说到包括“西海君”“东海君”的“五君”在社会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应以道教的兴起作为认识基础。

　　《博物志》卷七《异闻》：“太公为灌坛令，武王梦妇人当道夜哭，问之。曰：‘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是毁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东海”神系与“西海”神系传说中的姻亲，暗示遥远的空间距离因“大风雨”之“行”形成相互的联系。

　　有关“北海君”“西海君”以及“西海神童”的信息，年代似乎都不能确定于秦汉，但是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相关现象，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