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照片拍得还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
这是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的话，迄今也是摄影界最著名的箴言之一。卡帕一生堪称传奇，永远热情饱满站在离战火最“近”的地方，23岁时便以一幅描绘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战士中弹倒地瞬间的照片声名鹊起，最后是在印度支那战场上不幸踩中地雷身亡——而即便那一刹那，他依然本能地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他最后看到的那一眼硝烟弥漫的人间。这个早夭的天才虽然只活了四十岁，却在有生之年为全世界的摄影师塑造并培养了一种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这就是由他发起，并和另三位摄影大师兼同道好友卡蒂埃·布列松（Henry Cartier-Bresson，1908—2004）、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1908—1995）、大卫·西蒙（David Seymour，1911—1956）共同创立的大名鼎鼎的玛格南图片社。
玛格南图片社于1947年成立，在巴黎、纽约、伦敦、东京设有分部，今年正好是它走过的第70个年头。不同于摄影师听命于其所供职报刊和编辑的传统制度，玛格南是世界上第一个属于新闻摄影师自己的组织，并从创立之初便继承了卡帕等人的理念，坚持以“关心人类”的新闻纪实摄影为己任。它严格而挑剔，是全球摄影师至高的殿堂，只有那些最优秀最有抱负的摄影师才能通过它的门槛，成为其中一员，尔后以“玛格南摄影师”的荣誉前缀被派往世界各地，将镜头对准危险的战场、隐秘的部落、震惊世界的种种事件。创始人之一布列松曾如此评价道：“玛格南是一个有思想且乐于共享人类品质的团体。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充满好奇，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尊重，并渴望用视觉语言去描述它。”
逢玛格南七十年之际，各种怀旧的纪念活动正在全球举办。前不久，玛格南与“光社影像中心”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纪录片《马格南图片社70周年：起源与未来》的全球首映活动，而该片导演马可·毕肖夫正是玛格南摄影师温纳·毕肖夫（Werner Bischof）之子（值得一提的是，温纳死于安第斯山脉的一场车祸中，恰是卡帕殉职9天之前）。玛格南前欧洲区主席、著名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的摄影作品集《在路上》也推出了中文版，76岁再次来到中国——这个他已经多次重访过的东方国家。和前辈一样，他从年轻时就立志投身摄影事业，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过无数战乱和冲突，也记录下无数从美好人性深处生长的瞬间。他们的来访，适时地重启了从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玛格南和纪实摄影黄金时代的记忆。
从战火中诞生的自由共同体
“70年对玛格南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70年来，玛格南一直是一家坚持独立精神的新闻社。”在对布鲁诺·巴贝的采访中，这位身材高大、须发花白的法国摄影师一谈起玛格南来，话就滔滔不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多说点”。
而毕肖夫在此前媒体采访中，也曾如此说道：“玛格南能存在70年简直是一个奇迹，但看起来它再撑70年也没问题。”
巴贝的“了不起”，毕肖夫的“奇迹”，在这里并不是简而言之的泛泛说法。因为至少在二十年前，即上世纪末玛格南图片社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它的摄影师们就曾忧心忡忡，不知是否不得不将以破产关闭来迎接五十年庆典。曾和玛格南摄影师们共同工作过的记者卢塞尔·米勒在其群像式作品《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摄影师》（注：该书2000年中文版译名为“马格南”，本文采用通用译法作“玛格南”）一书中描绘了那次吵吵闹闹的年会，收支严重失衡的财务危机、摄影理念的分歧、对新申请会员者的意见等都让大家各执一词。但正像一位摄影师所说，“我们确实像一个大家庭，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互相厮打不休的原因”，玛格南如其一贯风格，在“厮打不休”的亲密联结中安然度过了第五十年，以至第七十年。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正如它那早逝而个性鲜明的创始人罗伯特·卡帕所设想和一再坚持的，玛格南的的确确成为和坚守了“一个由思想自由、个性独立的人们组成的团体”，只有业务的调配，没有一个绝对的思想领导，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因此纷争总是不可避免，但显然，在这些将摄影视作艺术与生命的人眼中，独立性才是更为重要的。
玛格南的诞生，即源于自由独立的人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它真正是个同行、同志、同道者的共同体，四位奠基者，匈牙利人卡帕、法国人布列松、美国人西蒙、英国人罗杰有着不同的国籍、背景和个性，却有着共同的对摄影的热爱、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热忱和对人类的关怀。从西班牙内战，到二战的欧洲、北非战场，从诺曼底登陆，到中缅边境的史迪威公路，这些冒险家脖子上挂着当时最先进、轻便的莱卡相机，始终现身在不仅是新闻报道而且是战场的最前线，出生入死却从不畏惧，仿佛有一种挥霍不尽的奇异的激情。尤其是卡帕，具有一种和他的作家朋友海明威极相类似的热烈刚硬的性格，永远是最先跳出战壕拍片子的那个。然而在立场上，他们又是非常坚定的反战者和左翼人士，在表达残酷的同时，亦用镜头观照着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
成立一个由摄影记者组成的有“兄弟般关系”的图片社，至少是卡帕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就开始酝酿的想法，起因是为了摆脱刊物编辑的束缚，由摄影师自己而不是被主编要求去哪儿拍、拍什么故事，赋予摄影师更大的创作自由度，也作为一种情感纽带的维系。但一直到战后的1947年，这个计划中的组织才开始被付诸实践。在一次午餐会上，众人同意以“玛格南”（Magnum）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名字，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伟大、坚强，同时又是一种喻示庆祝的香槟酒的名字，与他们所做的事业相当匹配。
不幸的是，仅仅七年之后，卡帕就牺牲在了越南印度支那战场上，也是他的摄影记者岗位上。两年后，西蒙又在埃及战场上重复了这一悲剧，仿佛印证了玛格南真正是属于伟大坚强、危机四伏的冒险家的事业。两位创始人的相继离世，一度让玛格南失去了方向，但有赖于他们所树立的良好传统和坚定信念，沿此前进的摄影师共同体事业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依然吸引着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比如去年才刚刚去世的、第一位被批准进入新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马克·吕布。
摄影从一种职业变为一种专业，玛格南无疑是其中令人振奋的关键节点，它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种可以传承的纽带。布鲁诺·巴贝生于1941年，他1964年加入玛格南时只有23岁，便在布列松和马克·吕布两位大师身边成长起来，至今忆及仍然颇感幸运不已。《世界的眼睛》中有一段对他的采访，他曾如此动情地回忆往昔，仿佛是一种乡愁：“不论是哪位摄影师路过巴黎，我们就全体出去吃午饭，再花整个下午看他拍的照片……摄影师之间关系亲密，大家相互帮着选编照片，互相观看各自拍的照片。我记得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帮马克·吕布选片子，他刚刚从中国回来。这种方法是极宝贵的提高自己水准的办法，你从别人那儿学到什么，同时你也让别人看你的照片，在这样一个有不少你尊重的人的环境中，对自己是极有启发性的。
黄金时代逝去，传奇不谢幕
布列松的朋友曾不解地对布列松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有这么一种结构的集体，它早就会解体几十次了。
不怪朋友会起疑，玛格南内部的差异性实在是过大。即便是几位创始的好友之间，摄影理念也有着巨大的分歧。出身裁缝之家、17岁时就成了政治流亡者被逐出匈牙利的卡帕有着早熟的革命思想，是个对生活敏感的冒险者，对摄影作为新闻报道、作为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有着热烈的信仰，相信“真实是最好的图片，最好的宣传”。而布列松从小生活优渥，继承了法国人对艺术的执着，正如他在其著名的摄影学理论著作《决定性瞬间》中所言，摄影是寻找“事件的重要意义和其形式之间产生的精确构图”，是抓住运动过程中“感情的各种因素达到平衡”的那一个瞬间。
新闻与艺术之争，这是玛格南从诞生起就存在的两个阵营，直到今天也难分伯仲。但后来者认为这种争论是良性的。如巴贝在采访中表示，二者并不矛盾，“新闻纪实类作品也可以有非常高的艺术性”。像卡帕那张《西班牙共和军战士之死》，记录的正是一个布列松所言的“决定性瞬间”。二战、冷战、越战、巴以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处处都有玛格南摄影师的身影，那些直击现场、构图精湛的纪实作品，至今看来依然震撼人心，转化为纪实摄影的独特魅力。
对玛格南来说，商业对初心的冲击显然来得更大。其制度天生隐含着矛盾，即摄影师群体并不擅长经营，反倒常常提前预支、入不敷出，以致玛格南的财务在初期一度显得异常混乱，卡帕一度用赌马来给玛格南补贴用度。随着卡帕和西蒙的相继离世，新来的主管运营的经理一度想扩大玛格南的规模、使其大踏步朝商业化迈进，一些摄影师也开始接广告摄影工作以补贴收入。这一紧要关头，另两位创始人罗杰和布列松以其始终怀抱的使命感，阻止了世俗化势头的过快发展，避免让玛格南沦为一个平庸无奇的商业图片机构。它依然保持着百里挑一的高品质，每年都有几百位摄影师申请加入，但仅有区区几个幸运儿才能通过（很多年份甚至一个也没有），而且只是成为见习生，此后还要经过两次申请，才能先后晋级为准会员和会员。
但，新传播工具——比如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却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威胁。上世纪50年代末，摄影师勒内·布里在希腊拍摄某一事件，回到旅馆正从相机中取胶卷时，就看到电视机上正播报着他拍摄的新闻。照片未及冲洗，就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这令一代永远处于先锋的摄影师也不得不承认，令人无限缅怀的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如今，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更是彻底迎来了一个“人人摄影”的时代。不少人追问道：玛格南还有意义吗？其实，从上世纪后半叶起，关注到媒介变迁的玛格南就已经开始拥抱多元和变化了。比如巴贝，便是率先打破玛格南黑白影像传统、最先使用彩色胶卷的摄影师之一，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数码摄影更加偏爱。多元和变化，让玛格南没有随流金时光的逝去而黯淡，而是依然熠熠生辉。
当然，更重要的纽带，是玛格南从创始初期便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在此不妨引用执行董事大卫·科根最近发表在玛格南官网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话，十足令人感动：“在过去的70年时间里，玛格南一直与世界分享着自己的才华，这里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是一长串响当当的作品。直到今天，我们的品牌依旧是有品质、有内涵、有力量的影像的象征。我相信，即便在全民摄影的时代，依旧需要这个拥有70年历史积淀的图片社。就像最近两年的难民潮，我们可以把我们有关二战难民的报道与之相较。卡帕、布列松、西蒙和罗杰等人的作品，可以看作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在一个政治动荡、冲突频发的迷茫时代，作为一个曾经经历过类似事件的图片社，我们不光有话要说，而且胸有成竹。”
今年76岁的玛格南摄影师布鲁诺·巴贝，1941年出生于摩洛哥，父亲是法国驻摩洛哥外交官。和卡帕、布列松等前辈一样，他很早就对影像产生了热烈的兴趣。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读书时，他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三个人常常在法国电影资料馆消磨时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品给巴贝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那时起便立志做一名摄影师。电影给予的迷恋，也引导他不断踏上邻国拍摄，最终出版了一部摄影集《意大利人》，也正是这部作品，成为他进入玛格南的敲门砖，那时他年仅23岁。而那两个朋友，则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埃里克·侯麦与巴贝特·施罗德。
继承了玛格南的传统，巴贝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过无数冲突与战乱。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西方元首，巴贝便是随行摄影师之一，周恩来总理和普通人的面孔都出现在他的镜头中。他向来热衷于故地重游，后来也一再重访中国，见证了这个东方古国的飞速发展。
《在路上》是巴贝的摄影集，其成名之作“意大利人”，到崭露头角的“巴西”、“巴黎五月风暴”、“日本学运”等作品，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随时间一一呈现。虽然文字不多，但那些定格了瞬间的影像已然足够，仿佛令人重回屏气凝神的历史现场，深刻领会纪实摄影的独特魅力。巴贝也是率先使用彩色胶卷的玛格南摄影师之一，缤纷的摩洛哥赋予他对色彩的敏感和热爱，他也用色彩去记录世界多元的面相。他和玛格南同仁们一起，记录下了20世纪的样子。
书乡周刊：您1973年随同蓬皮杜总统初次访问中国，不仅拍了中央高官，也拍到了很多市民生活细节，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有意思。当时的中国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巴贝：那时我来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但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当时的中国对其他国家来说还比较封闭，签证很不好拿。我当时拍了一些周恩来总理的照片，他的翻译法语很好。我就问翻译，在中国像他这样法语讲得非常好的人有多少，他说可能只有11个。那时在全上海只有三个法国人，一个总领事、一个文化参赞、一个银行行长。而现在在上海有2万名法国人，仅次于日本和韩国，是最大的欧洲人群体。当时中国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人们衣着非常统一，都穿着深浅不一的蓝色制服，街上自行车很多，机动车很少，而今天穿得五颜六色的，街上车很多。
1980年，因为陪我太太拍纪录片，我第二次来中国，这次是去四川。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年轻姑娘过来摸我太太的头发，因为那里的外国人很少，人们没见过这样的头发。这也和今天的中国很不一样。
书乡周刊：您喜欢故地重游，拍摄同一地方的变化。中国应该是您镜头下变化最大的国家了吧？您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城市？
巴贝：的确，别的国家变化也很大，但都没有中国那么大。第一次来上海时，外滩对面的浦东都是菜园子、水稻田。但到90年代再来，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下，可以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我计划中的下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集。
我1980年去过成都、重庆后再没回去过，但当时非常喜欢，朝天门码头很漂亮。大城市最喜欢上海，外滩非常美。小一点的城市，喜欢云南大理这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平遥也很有特色。对于北京，最喜欢北京的小胡同，但大概是因为没有在北京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对北京的美领会得可能还有些不够（笑）。
书乡周刊：这次来中国，您也给京东摄影金像奖做了一次评委。中国的摄影作者、摄影作品有没有哪方面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巴贝：评审团中除了我，还有五六名中国摄影家评委，也是我之前都认识的。这次摄影比赛是针对业余爱好者，我注意到现在中国有很多对摄影感兴趣的业余人士。中国摄影爱好者有个特点是，喜欢拍风景、拍少数民族、拍渔村之类，而且不同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很像。我猜想是不是有一种摄影团，大家一起在某个地方住一阵，一起拍摄？但也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照片，能看出不少普通人确实对摄影有很深的爱好。还有一个现象是，很多人都喜欢用手机拍照，手机在即时摄影方面的确带来了一个变革。我自己不太用手机拍照，但对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质量能这么好，也感到很惊奇。
书乡周刊：现在手机的摄影功能的确很强大，在时效方面可能还更加方便快捷，很多事情都是以手机拍照或视频的方式进行网络传播的。这会对传统的纪实摄影构成影响吗？您怎么看手机摄影？
巴贝：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大家都可以当摄影记者的时代，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摄影师也开始用手机拍照。手机拍照最大的好处是，即便是专业的摄影师，手机也能给你一种隐身性。扛着一个大相机，让人一下就会知道你是专业摄影师，会不自在，而手机不会带来这一问题。有时摄像机拍不出来的，可以用手机拍出来，这是一件好事。
书乡周刊：您很早加入玛格南，后来也担任过欧洲区主席，亲身体会了玛格南的诸多变革，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集体及其变革的？
巴贝：刚刚加入玛格南的时候，巴黎分部加我只有三个人，另两个是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我当时非常年轻，就能在这两个元老级摄影大师身边成长起来，非常幸运。玛格南发展越来越快，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摄影师，和以前家庭作坊式的不一样了，难免会有影片质量上的问题。玛格南里一小部分是艺术摄影家，其他是拍新闻纪实的，因此一直也有争论。但其实并不能简单这样划分，比如布列松也拍过很多新闻摄影，新闻纪实类作品也可以有非常高的艺术性。不过今天有一些年轻摄影师，喜欢用闪光灯拍蛋糕、拍自己的鞋子、拍无人风景等等，就算是艺术摄影了，我自己不太喜欢这种。
我自己虽然对人道主义的摄影风格持怀疑态度，但觉得一直以来，玛格南精神都是深刻介入文化、社会议题的精神。今天玛格南的风格趋向多元化，艺术和新闻之争依然存在，但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70年对玛格南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有外部的投资人帮助发展，但玛格南一直是一家坚持独立精神的图片社。旗下的摄影师和作品是由玛格南自己掌控的，工作制度也是由摄影师自己规定的，这很了不起。
书乡周刊：您拍了许多战争照片，但好像并不喜欢“战地摄影师”的标签？
巴贝：战地摄影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拍战地照片不是那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个人兴趣来说，我自己还是更喜欢长时间关注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主题，比如古老国家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或者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书乡周刊：今天的玛格南摄影师一般是怎么工作的？
巴贝：玛格南摄影师一般有两个职业，一方面做个人项目，如出书、策展等；另一方面受到派遣，去拍一些纪实性、历史性的照片，如战争、冲突、社会等等，突出现实观照。做个人项目时，可能会突出对抽象审美的关注，这方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书乡周刊：很多专业摄影师都对胶片很执着，您怎么看胶片摄影和数码摄影？
巴贝：从个人经验来说，数码摄影技术把我从胶片中解放了出来，让我在创作时有更多技术和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度。我以前都是自己冲洗胶片，把35毫米的胶片用剪刀剪好，趁天黑时在浴缸里冲洗。我个人更喜欢数码，数码对颜色的还原度更好，在创作上有很大弹性，而且后期还能用技术修片。但数码也会带来危险，我发现很多摄影师，特别是在中国，常常在后期过度修片，颜色太过，这不太好。
书乡周刊：您非常注重色彩，也是最早运用色彩元素的玛格南摄影师之一。为什么会对色彩有如此强烈的钟爱，这和您出生在摩洛哥这样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度有关吗？
巴贝：是的，我出生在摩洛哥，那里的建筑和特色服饰的色彩非常丰富，用彩色照片拍出来会更好看、更有意思，因此也长年吸引着许多画家和影人。其他我觉得适合用彩色拍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非洲和中国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工艺品、建筑、衣服等等，常常在色调上有种和谐性。
书乡周刊：您有什么特别的创作技巧吗？
巴贝：布列松提出过“决定性瞬间”，我的技巧是守株待兔。比如我在街上看见左边一个人走过来，右边一个人走过来，我就会在那儿等，到一个程度上，再等一下，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的构图和很好的光线。就是一种怀抱预期性的“等”。当然也有的人敏感性比较高，立刻就能抓住这样的关键瞬间。摄影就像打猎，摄影的那一瞬间，就像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