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交通道路,因早期以丝绸贸易为主而被称为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on)在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是一条集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开放之路、友谊之路,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丝绸之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路贸易就已经存在。《穆天子传》及注本记载,周穆王曾经西巡经陇西、兰州、武威、张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最远至葱岭、中亚一带。周穆王每到一处,就慷慨馈赠各部落酋长,带给各个部族的不但有丝绸、金银器皿、贝饰、药材、漆器,甚至还有交通工具——车辆和饲养放牧的人,由此可见这支队伍的庞大。周穆王的众多随员携带大量宝物,驾车浩浩荡荡向西,给西域诸部落带去丰富的生活用品,以及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也热情地为穆王提供所需的大量马、牛、羊、猪、狗、骆驼和　酒,并以当地特产——最精美的白玉回赠穆王。《穆天子传》所记载的周穆王西巡河西,是西周民族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穆王西巡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汉朝设置河西四郡、据两关之前,过往商旅很难径直沿河西走廊西去,而是必须在经过武威、张掖后折而北上至居延,然后再折而西行到鄯善,进而南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经于阗、叶尔羌,越葱岭而西入中亚。此即后世所谓“丝绸之路”南道。而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出土的许多丝绸织物也说明,早在汉开河西以前,这条经过居延的商路确实是存在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在西巡河西沿途赐赠各部落首领的物品,主要有丝绢、黄金、白银、贝带、车子、肉桂、生姜等,而沿途各游牧部落献给周穆王之物,亦即他们同中原交换的商品,则有良马、牛、羊、骆驼、玉器和毛皮等物。不论是当时双方交换的商品种类还是数量,都与两汉时期与西域贸易往来的情况大致相当。这也说明,丝绸之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更不会是在汉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东来西往的各国商队走出来的。中外文献记载说明,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和新疆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路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中西交通路线由开辟而完善,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为先秦时期丝路贸易存在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证。20世纪初,从波斯、蒙古国和中国额济纳河流域及古楼兰等地发现有大量残绢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米尔,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输入欧洲。可见,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从陆路传入波斯,再转贩至罗马帝国。公元前4世纪西方古文献中已对蚕丝有了记载,并指明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由于先秦时期中外居民之间主要是通过丝绸贸易进行交往与联系的,因而,古代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其拉丁语意为“丝之国”。当然,中西方经贸文化往来并非直接进行,而是经过沿途各国、地区及不同民族间的中间环节辗转进行,尤其是在游牧地区,丝路交通更是多有不便,就连商贾自身安全也难以保证。因此,在汉武帝之前,丝绸之路虽然已经存在,但由于山川阻隔、道路艰险以及沿途各族分裂、战争等人为因素,通行极为困难,东西方之间没有正式通使,也并没有形成一条畅通的交通线。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丝织品贸易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1976年—1978年,在天山峡谷鱼儿沟、阿拉沟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彩陶、木器和毛织衣物、铜器、铁器等。其中出土的一件素色绢上,有用绿色丝线锁绣的凤鸟图案。其同墓出土的木质葬具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600年左右,不论是此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都是出自中原地区。在这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地中,除了发现有来自中原的丝织物以外,在多座墓葬中还见到了木胎漆盘、漆耳杯等漆器。这些墓葬的朝代,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多的漆器出土,说明汉代以前,曾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漆器西来新疆。所有这些都说明,包括新疆在内的古代少数民族,在远古时期,已经和中原汉族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