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一个16岁的镇海青年带着5个馒头，偷偷搭上一辆开往甘肃的煤车。

煤车一路摇摇晃晃向西开去，他蜷缩在角落里，大约2天1夜后，青年来到了祁连山边，在一个老农的指引下，他终于见到了敦煌莫高窟。

眼前的景象令他失望：蜡黄的封条，被石头封住的门洞……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洞，一束光照进黑乎乎的洞窟，里面的景象把他“电”到了。回去的路上，他满脑子是画，连饭也忘了吃……

陈寅是镇海骆驼一位美术老师的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已是班上画得最好的学生。上了年纪的骆驼人或许还记得，车站旁那幅高达三层楼的毛主席画像，便是出自陈寅之手。

初遇敦煌画时，陈寅在骆驼中学图书馆。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好看的画呢？”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陈寅感慨。

1975年，陈寅第二次去了敦煌莫高窟。因为画画好，他被招去当兵，那年他从青岛的部队回乡探亲，家未到，先去了敦煌。

只可惜，莫高窟仍是一副衰败景象，借着手电筒的光，依稀可以看到飞天仙女的飘逸。

看得不过瘾，陈寅转到了一家小书店，问老板有没有敦煌壁画的书籍。

老板摆手婉拒，那是“四旧”，直到听说他是部队美术员，练习绘画用，老板把店里的敦煌书籍翻出来给他，没收一分钱。

第三次去莫高窟，陈寅已经转业从事外贸工作。一次出差途中，抽空又去了一趟。

那是一个寒冬，离春节已经不远了，莫高窟有了新气象：专人管理，木匠石匠在修缮，环境变得整洁清爽，听说还有外国人来参观。

陈寅在少数开放的洞里四处观摩，呆了大半天，直到人家提醒他要锁门了，才依依不舍离去。

之后的几十年里，陈寅再也没有去过敦煌。通过画册，他可以欣赏到比在洞内更为清晰明亮的画面。

陈寅坚持在矾绢上作画，尽管比在宣纸上作画困难得多，但他觉得，这样的敦煌画更加古典精致。

如今，陈寅创作的敦煌乐舞画达到了200幅左右，不少画作在报刊上发表。

“除了专业研究人士，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只来一次敦煌。”专注于敦煌旅游大数据研究的刘晓峰说，每年上百万游客来到敦煌，很多人是奔着莫高窟而来。

在那本著名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宁波籍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写了三篇文章讲述敦煌，其中一篇便是《莫高窟》。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余秋雨在书中写道，“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然而，近代的莫高窟却是多灾多难的——

斯坦因花了30英镑，从王道士手中取得了9000多个经卷、500多幅绘画，打包装箱花了7天；

二十世纪20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生火做饭，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一群美国人立誓要拯救这些文物，他们的方法是，用化学浴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

如果宁波画家陈寅再来一趟敦煌莫高窟，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相比半个世纪前所看到的衰败景象，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每天限6000人参观，每人最多看8个洞窟，洞内不许拍照，讲解员打着手电指点讲解。

宁波帮代表人物邵逸夫曾两次来到莫高窟，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为莫高窟捐款1000万元港币，用于保护敦煌壁画的玻璃屏风和铝合金窟门安装。

“保护祖国文物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邵逸夫当时在捐赠纪念碑揭幕仪式上说。

“有人为了看一眼莫高窟，在广场上搭帐篷过夜排队买票。”当地市民周先生向采访组描述他所看到的盛况。

当下，莫高窟管理方正利用激光扫描技术，让人们足不出户便能欣赏到莫高窟的千年精华。打开“数字敦煌”网，目前能看到10个朝代、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的壁画，高清画面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我画得还不够好，有生之年我想再去一次。”

今年7月，67岁的陈寅很可能开启他的第4次莫高窟之旅。距离第一次，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